《行政犯罪治理研究》一書堅持中國問題意識、立足中國主體立場，是一部建構以行政犯治理為核心的中國式刑事治理現代化的佳作。

刑事治理現代化的體系建構與實踐展開

《行政犯罪治理研究》一書以深切的問題意識、寬宏的法治視野、精微的實踐面向、嚴密的體系邏輯，對中國式刑事治理現代化的治理理論、治理話語和治理方法論，在繼承新中國刑事法學理論和法治實踐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可貴的創新?？梢哉f，本書既是一部堅持中國問題意識、立足中國主體立場、創新性發展中國刑事法學理論的力作，更是一部原創性建構以行政犯治理為核心的中國式刑事治理現代化的佳作。

癸卯歲末，我收到了一本裝幀精美的刑法學新書，這就是田宏杰教授所著“中國刑事治理現代化研究系列”之一《行政犯罪治理研究》。作為宏杰教授的授業導師，閱讀其新作，深感學術厚重，視野開闊，以從容真切的樸素筆觸，從行政刑法的歷史演進談起，探求刑事治理現代化的使命方向；從行政刑法的教義路徑入手，構建行民前置法與刑事保障法相統一、實體法與程序法相融通的行政刑法規范關系；從實務“痛點”“難點”切入，為破解實踐難題提供指導性方案?？梢哉f，本書既是一部堅持中國問題意識、立足中國主體立場、創新性發展中國刑事法學理論的力作，更是一部原創性建構以行政犯治理為核心的中國式刑事治理現代化的佳作。

回應時代之問，原創性建構刑事治理現代化的基礎理論體系

自《中國刑法現代化研究》2002年榮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起，宏杰教授一直堅持深耕經濟行政刑法與刑事治理現代化研究。通過梳理行政犯治理與刑事現代化的歷史演進，尤其是晚近20年中國刑事立法所修訂和刑事司法所懲治的犯罪結構的變化，其敏銳洞察并深刻揭示了“刑事治理核心領域的深刻變化——從民事犯向行政犯轉移”，“中國刑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面臨的主要挑戰，已經不是傳統民事犯的懲治，而是現代行政犯的治理”。所以，建構更為系統、更具說服力的應對行政犯時代挑戰的中國現代刑事治理理論體系，不僅是對已有行政犯理論研究的重要發展，更是開啟中國犯罪治理新征程、推進刑事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時代課題。

為此，宏杰教授以本體建構和實踐展開為維度，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分上、下兩編展開了系統研究。通過深入挖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部門法規范關系，提出犯罪的立法生成機理和司法適用機制乃在于“前置法定性與刑事法定量相統一”。其中，“‘前置法定性’揭示的是，犯罪源出于違法，兩者有著共同的不法本質，那就是對前置法所確立的、實現憲法基本價值的調整性法益的侵害，從而劃定了犯罪、違法區別于合法行為的規范邊界；‘刑事法定量’表明的是，犯罪有別于違法，不僅在罪量即刑事可罰的量上有別，而且在罪狀即犯罪構成要素上亦有別于違法構成要素，從而劃定了具有雙重違法性的犯罪與僅具前置法不法性的一般違法的規范邊界?！边@樣，犯罪的罪質與刑法法益的實質內涵取決于前置法的規定及其教義學分析，犯罪的罪狀與罪量取決于刑法的規定及其教義學展開。因而刑法既非前置法的絕對從屬法，亦非完全外在于前置法的絕對獨立部門法，而是“相對獨立（也可說是相對從屬）于前置法的部門法，是相對獨立性與制裁補充性融為一體的所有部門法的后盾與保障”，從而與行民前置法既分工又合作地共同承擔起治理犯罪的規范重任。在此基礎上，宏杰教授進一步發展出“刑事立法擴張與刑事司法限縮相統一”“行民先理為原則與刑事先理為特殊相統一”的刑民行共治犯罪的刑法謙抑性理論和刑民行交叉案件辦理的程序銜接、證據轉化理論，進而建構起以“三個統一”為核心的中國刑事治理現代化基礎理論體系。

回應理論之問，凝練打造刑事治理現代化的中國話語

法律體系不同，制度環境有異，同一術語在不同國家的內涵和外延自然不盡一致。因而中國式刑事治理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構建中國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而且需要打造中國自主的刑法學話語體系。在《行政犯罪治理研究》中，宏杰教授反思性提出，“由罪刑法定原則決定，自然犯也好，法定犯也罷，哪一種犯罪不是‘法定’的呢？”因而主張在規范刑法學層面，以“民事犯”和“行政犯”取代犯罪學意義的“自然犯”和“行政犯”。而民事犯和行政犯區分的關鍵，在于刑事違法性產生的必備前提，究竟源于行政不法還是民商事不法，進而提出了純正行政犯與不純正行政犯的行政犯類型及其中國概念。僅以行政不法性為刑事違法性產生前提的是純正行政犯，而以行政不法性與民事不法性的同時兼具作為刑事違法性產生前提的是不純正行政犯。在此意義上，不純正行政犯其實也具有民事犯的屬性，但在其違反的雙重前置法中，行政法是主要前置法，民商法乃次要前置法，因而其犯罪屬性主要是行政犯，典型的如金融詐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等。

由于行政犯又名秩序犯，而秩序與個人法益的關系一直是行政犯治理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對此，宏杰教授運用“三個統一”理論，科學闡釋了現代個人法益對于傳統個人法益的發展，尤其是秩序法益對于傳統個人法益的揚棄，從而實現了法益概念的中國化創新。即：傳統個人法益以自然自由和生存權的不受侵犯為重心，現代個人法益則以社會自由和發展權的不斷增進為核心，因而以行政犯尤其是秩序犯規制為主線的晚近20年中國刑事治理實踐，其實是公民與政府、社會共建共治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刑事治理領域中的自然延伸，從而通過良法善治秩序的建構，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進而推進現代刑事法治文明。

對于行政犯的大量增設是否有悖刑法謙抑性的質疑，宏杰教授提出刑法謙抑性的系統內涵，其實在于前置法備而刑事法不用或少用、刑事立法備而刑事司法不用或少用的動態均衡與辯證統一，進而提出正當性與規范性兼具的中國刑事治理現代化的謙抑性實踐路徑，在于刑事立法擴張與刑事司法限縮的并行不悖和張弛有度。前者以行政犯增設的犯罪化擴張和刑罰強度減弱的結構化調整為主線，后者則應致力于以下兩條進路的展開：一是“前置法定性與刑事法定量相統一”的刑法適用解釋對立法犯罪化之司法認定限縮；二是“行民先理為原則與刑事先理為特殊相統一”的行民刑銜接程序的倡導。

回應實踐之問，努力推進刑事治理現代化的方法論創新

“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敝挥性从趯嵺`，并在具體問題的解決中接受檢驗，基礎理論研究才能取得突破和創新性發展。實踐中經濟行政犯罪治理之所以難，難就難在其需要跨學科知識結構、復合型研究能力，因而交叉學科研究至為重要，已成各界共識。但問題在于，多元化僅僅是交叉學科研究的基礎，一體化才是交叉學科研究的關鍵，體系化則是交叉學科研究的目標。為此，宏杰教授發揮其數學、法學、金融學文理兼融教育背景和多語種外語優勢以及十幾年公檢法履職經歷，努力推進以“三個統一”為核心的“尊重刑法”“超越刑法”，進而回歸“更加刑法”的犯罪治理方法論，進而對一些疑難復雜的經濟行政犯罪的法益侵害本質和規范構造，進行了體系穿透式的全新闡釋和治理重塑。

不僅如此，通過運用“三個統一”的方法論，經對古羅馬時代的刑民不分和現代刑民有別的行民刑關系的體系化梳理，宏杰教授提出，違法性認識錯誤實有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狹義的違法性認識錯誤，僅指前置法不法性認識錯誤，系事實錯誤范疇；廣義的違法性認識錯誤，則指傳統的刑事違法性認識錯誤，系法律錯誤范疇。前者決定故意的有無，后者影響責任的輕重。而對于空白罪狀這一傳統理論深感棘手的問題，宏杰教授提出，所有罪狀其實都是某種程度的空白罪狀，其體現的是“犯罪規范構造的普遍特征——犯罪構成的開放性”。正是這種開放性，“實現了刑法規范的穩定性與適用的與時俱進性之間的有機協調，進而在為不確定性的應對和風險治理提供刑民行規制合力的同時，為社會治理創新和人類文明的螺旋式上升開放了規范空間，預留了多種可能性?！币蚨翱瞻鬃餇钆c其說是刑事立法的‘空白’缺陷，不如說是刑事立法‘留白’技術的運用”。

總之，本書以深切的問題意識、寬宏的法治視野、精微的實踐面向、嚴密的體系邏輯，對中國式刑事治理現代化的治理理論、治理話語和治理方法論，在繼承新中國刑事法學理論和法治實踐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可貴的創新。我期待并堅信，中國式刑事治理現代化在一代又一代中國刑法學人的共同努力下，能夠為世界刑事法治文明的互鑒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為人民教育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